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，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，也称语体文。那么白话文也就比口语更加书面化。
古代的正统文体是文言文。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，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，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。古代在东汉以前，使用竹简、丝帛等作为文书载体，必然要求文字简洁。 东汉改进了造纸术，使用纸得到了普及，加上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后，这些都为白话文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白话文是指“汉语书面语”的一种。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，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，如唐代的变文，宋、元、明、清的话本、小说等，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。到‘五四’新文化运动以后，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。
对于“白话文”的渊源，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。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“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（白话）文学，认同变文是通俗（白话）小说的肇始”。
胡适称“由初唐到晚唐，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。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。”为确立“白话文”正宗的书面语地位，他极力寻找“历史的依据”。
因此在他那里“白话文”是极为宽泛的概念，它指与“官方文学”、“庙堂文学”相对的歌谣、语录、弹唱等形式的“民间文学”、“平民文学”，“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，就有人用白话作书；一千年前，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……”一言蔽之，在胡适看来，每个朝代都有“白话文”的存在，“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”。周作人则认为“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。”
在古代，文言文形式规范，并且用词用字较为统一。而由于方言的差异，白话文在各地差别较大，因此交流呈现出地域差异的特性。
汉语主要白话文主要有四种，他们分别是官话白话文（京白）、吴语白话文（苏白，如右图）、粤语白话文（广白）以及韵白（明代官话——中州韵白话文）。除了以下四种，还有很多白话。未能识别属于何种方言大类的，统称为“土白”。我们生活中所常说的白话文，是指官话白话文。
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“新文体”、“白话文”和“大众语”三个阶段。清末的“新文体”是夹用口语的“通俗文言文”。“五四”时期的“白话文”象小脚放大的“语录体”。三十年代的“大众语”提倡彻底的口语化，文体改革趋于成熟。言文脱节、格式束缚，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人出来反对。唐代韩愈(768-824)提倡散文，反对骈体，史称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八代：东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。骈体起源于汉魏，成熟于南北朝，讲究对仗和声律，四字六字相间，称“四六文”。韩愈反对这种注重形式、束缚思想的文体，提倡接近口语、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，使文体恢复到未受骈体束缚以前的时代，所以称为“古文运动”。“古文”其名，“革新”其实。
唐代寺庙，宣传佛教，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群众。一边展示图画，一边说唱故事。图画称为“变相”，说唱底本称为“变文”。有散文韵文相间的，有全部散文的。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。这是早期的白话文学。
宋代的“语录”是又一种早期的白话文学。起初，禅宗佛徒辑录师傅言谈，用口语体。后来，宋代理学家程颢、程颐的门人，也用口语体记录老师的言论。 “语录体”是一种白话文，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“半大脚”风味。
宋元间又有“话本”。这是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底本。“话”是故事，“本”是底本，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。前者多为白话短篇，后者是浅近文言的长篇。
明清的章回小说，例如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和《水浒传》等作品，是用当时的白话书写，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。但是，当时的文学正宗依然是文言文。
清末维新运动时期，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，兴起称为“新文体”的“通俗文言文”。例如，黄遵宪引俗话入诗，反对崇古，他在1868年(同治7年)写的新诗，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：“我手写我口，古岂能拘牵？即今流俗语，我若登简编，五千年后人，惊为古烂斑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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