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边塞诗人有谁（唐朝为何会出现“边塞诗人”这个群体？）

唐朝的边塞诗人是一个被历史环境“压榨”出来的特殊群体，因此他们的作品更有感染力，而在其它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具备催生这个群体的土壤。

边塞诗人是指以边疆生活为创作主题的一群诗人，他们的作品大多会涉及军旅生活和战争场景，他们的作品基本上不会脱离四大情感的表达：山河壮美的讴歌、怀才不遇的惆怅、忧国忧民的情怀、建功立业的渴望。

唐朝最著名的四大边塞诗人是高适、岑参、王昌龄、王之涣，我们从他们的履历展开一幅边塞诗人的画卷。

高适是边塞诗人中最坎坷的一位，他未能考取功名，50岁之前一直游历于天下以求取功名，其中在幽州就呆了五年，曾经向大破契丹的信安王李祎自荐未果。

天宝八载，已经49岁的高适才在睢阳太守的推荐下参加有道科考试，并获得第一份工作封丘县尉。三年后，郁郁不得志的高适辞职，前往陇西投身在哥舒翰帐下为掌书记。

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安史之乱爆发，第二年，高适随哥舒翰出镇潼关。潼关失守后，高适向唐玄宗上书陈述得失，并自告奋勇率领百官子弟和招募的壮士死守长安，却并未被采纳。

随后，高适升任侍御史，随玄宗入蜀。唐玄宗实行“诸子分领节度”时，高适竭力反对，玄宗不纳，最终引发了“永王李璘之乱”。

后来，高适奉唐肃宗之命，以御史大夫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身份领兵平定李璘之乱。

由于遭到李辅国的排挤，长安收复不久高适就被外放，甚至一度闲赋。广德二年（764年）正月，高适返京，就任刑部侍郎，转散骑常侍，一年后病逝，享年64岁。

岑参的仕途要比高适顺利得多，他29岁高中进仕，授右率府兵曹参军，两次从军边塞，先后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、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帐下任职。

唐肃宗年间，岑参历任右补阙、起居舍人、虞部郎中、库部郎中、嘉州刺史等职。

大历元年（766年），岑参入剑南西川节度使杜鸿渐幕府，大历四年（769年）秋，岑参病逝于成都，享年51岁。

王昌龄在26岁那年游历河陇、玉门，其边塞诗作大多出自这个时期。开元十五年（727年），王昌龄登进士第，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后转任汜水县尉、江宁县丞。

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，王昌龄因事获罪，被谪岭南，第二年遇赦北还。

天宝三载（744年），四十六岁的王昌龄再次出任江宁县丞。天宝七载，他再次被贬，任龙标县尉。

至德二载（757年），王昌龄路过濠州时，被刺史闾丘晓所害，享年59岁。

王之涣出身名门，少年时期以门子调补冀州衡水主簿。开元十四年（726年），38岁的王之涣遭遇人生滑铁卢，由于遭人诬陷，他被迫辞官，走上了游历边塞的人生重启。

天宝元年（742年），已经54岁的王之涣才再入官场，出任文安县尉。第二年，王之涣病逝，归葬于洛阳。

从四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他们的共同点：坎坷的仕途让他们踏上了游历边塞，甚至边塞从军的路途。

您可能很奇怪，从军是武将的事，文官为何要投身军旅呢？唐朝有科举，他们为何不走文人的“正途”呢？

秘密就在唐朝的特殊政治环境，那时候虽然有了科举制度，但科举仅仅是进入官场的补充，主题依然是“门荫”。

所谓“门荫”就是看出身，如果您出身于豪门家族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就可以获得与生俱来的特殊待遇，比如可以读贵族学校，可以出生就拿薪水，甚至幼年就能获封爵位、官品。你还可以与豪门家族通婚，在家族关联利益的推荐下当官，升迁速度也比一般人快得多。

这就是大唐帝国的特色，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豪门世家为基础的政权。

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曾经编撰《氏族志》，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推翻《士族志》重编《姓氏录》，期间引发了朝堂旷日持久的争议。

这不是一次无聊的排名，而是事关各大家族的长期利益，因为“门荫”的依据就是这本小册子，排位越高，相应的待遇越高。

那么，一般的庶族阶级怎么办？只有一条路——科举。不过很遗憾，那是一条极其坎坷的羊肠小道，且不说通过考试的难度有多大，即使通过了，上限也很低。

四大边塞诗人就表现出以上两大特点，王之涣出身名门，因此他少年得志，其余三人没法“拼爹”，只能寄希望于科举，或者希望得到权贵的赏识，不得不给人当幕僚。

他们都曾经做官，但在仕途上却长期“原地踏步”。高适的情况相对较好，因为安史之乱的特殊环境，他获得了唐玄宗和唐肃宗的赏识，一度获得重用，其他三人几乎长期在基层挣扎。

我们发现，明清时期但凡能高中进仕，“起步价”就是县令，而王之涣、王昌龄却一辈子只能是个副县级。

问题来了，投靠在权贵门下求取功名，这在东汉、魏晋都不罕见，为什么非要去边塞，而不是在朝廷为官的豪门呢？边塞将领的出身可远比不上朝中的宰执啊？

用具通俗的话讲，既然当跟班的，咋也得找个硬一点的老板当后台嘛。

这就是本文的核心问题：大唐的政治结构分化，形成了以豪门士族集团为核心的朝廷、以庶族集团为核心的藩镇，这两大对立的政治势力，大批的庶族文人在被朝廷排挤后，不得不寄生于藩镇。

早先，藩镇节度使由朝廷派遣，他们大多也都是豪门子弟，在藩镇镀金后，以军功出将入相，但两大变化导致这个稳定的机构被打破了。

第一个变化就是府兵制的破产催生了募兵制，藩镇成了掌握军政大权的小朝廷，与中央的纽带越来越脆弱。

第二个变化是，李林甫为了防止边将入朝，形成“文武勾结”的势头，他向唐玄宗建议改用胡人出任节度使，杜绝节度使入朝拜相。

这两个因素加剧了藩镇与朝廷的割裂，而这个局面又给庶族阶级提供了新的机遇。

藩镇是个相对“文化贫瘠”的地方，缺乏人才，以哥舒翰、安禄山、安思顺、高仙芝为代表，他们大量启用文士集团为幕僚，既提升了藩镇的“智力水平”，又给文士集团创造了人生机遇。

由此，高适等人开始踏上另类仕途，他们在边塞找到了人生的价值。

藩镇虽然给他们提供了机遇，但他们骨子里并不愿意长期委身于藩镇，朝廷才是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。

正是这个原因，他们的作品除了对雄浑悲壮的景色描写外，往往离不开对怀才不遇的愤懑、对家国情怀的眷念、对人生壮志的讴歌。

他们就像一粒芝麻，满腹清香，但现实却逼得他们只有上了磨盘才能展现出价值，因此他们是一群被时代压榨出来的特殊群体。

诗歌即人生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压榨，才使得边塞诗人们完成了生命的升华，也让他们的作品成了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。